冰雪暴（下） (第5/5页)

肩窝，“你瘦了。”他叹气。

    守着青年乖乖地把饺子吃完，他把饭盒收进牛皮纸袋。“秀泉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北半球的夏天白昼很长，将近九点，巨大的日轮还未完全沉下去，只是挂在天幕上，把远处的地平线染成赤裸的金黄。伍秀泉走在前面，带着他在这座远东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，只是青年一路上笑得勉强，刘博兼知道他是在强打起精神，免得叫自己担心。

    “秀泉，”他指着河滨广场旁的休息椅，“陪我去那坐一会儿吧。”

    他们坐在木椅上，对面，阿穆尔河正深沉而静默地流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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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你来信上写的内容，我明白。中东铁路的事，”刘博兼斟酌着语句，“……对于老百姓来说只是个悲剧。我理解你的痛苦。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回莫斯科了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他转过头，诧异地望着刘博兼严肃的侧脸。

    “因为布尔什维克人的斗争开始了，克格勃在到处搜查‘反党’分子。”他从西装外套里取出烟，点燃，吐出白色的烟雾。他很少在伍秀泉面前抽烟，可现在他需要一点尼古丁：“……他们现在鼓励学生间互相举报，汪梵夕、赵述之这些同志，已经被关进了黑牢……我找过很多人，可没什么用。这是斯大林同志的直接命令。你还记得你的那个俄语老师伊万诺维奇吗？”

    “他怎么了？”伍秀泉声音有些抖。

    “他被当成‘托洛茨基分子’，秘密流放到阿尔泰的金矿了。”

    伍秀泉当然记得伊万诺维奇。消瘦，金发，冬天里穿着一件破烂的棉夹克。他是个和气的教书匠，从不谈论政治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伊万诺维奇会是犯罪分子，他看起来连鸡都不敢杀。他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，顺着脸颊，滴在手背上。

    刘博兼抬起手，用指腹擦干青年脸上的泪。他浓黑纤密的睫毛被泪水沾湿了，纠结在一起，让刘博兼想起很久以前的五月节。他很少哭，然而每一次都是为了别人。他握住青年的手，越握越紧。

    他们无言望着面前川流不息的阿穆尔河。而再向南延伸几十公里，这条河就会被当地人称为黑龙江。那是他们二人祖国的方向。苏联人和东北军曾在那里为了一条铁路的控制权打仗，而和他们一样黄皮肤的人则因此失去了家园。

    “那你呢……不回莫斯科，你要去哪？”青年垂下眼眸，抽了抽发红的鼻尖。

    “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，”他蹲下，扶着青年的膝盖，直直望着他的双眼，“……下个月，我就要回国了。组织上派我去江西的红一方面军工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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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青年红着眼眶，牙齿紧紧咬住下唇。他在忍着让眼泪不要再次流下来。过了良久，直到眼泪艰难地克服了重力，伍秀泉才对恋人挤出一个微笑：“……我们会再见的，对吧。”

    “对，我保证，”刘博兼的那双大手重重地按在他膝盖上，“我们一定会再见。”

    然后他们用了一整个周末的时间zuoai。在走廊上接吻。从早晨到晚上，光裸着身子，在书桌上，淋浴间，地板上zuoai。床单上沾满jingye和汗水，也许还有伍秀泉被干得失神时漏出的尿液。这很不审慎，很不端正：但他们审慎而端正的时间太长了。刘博兼的工作时间是一天十四个钟头，而伍秀泉的拉练要求人每天在雪里走七十公里。革命者，为了他们颠覆性的力量，必须保持纯真的严肃；可是作为一个人，生活需要杂质，盐粒，和小麦酿的酒。

    星期一的早晨，青年军官与他的爱人在伯力中央火车站的站台上告别。

    他从牛皮纸袋中拿出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灰色围巾，郑重地交给临行的人：

    “书记，这条围巾，现在轮到你保管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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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三一年。立夏。呼伦贝尔大草原。

    一轮明月此时悬挂在中天正北，夜星下，一辆驮干草的马车正沿着额尔古纳河缓缓前行。

    车厢里，一个穿黑色布衫，做伐木工打扮的年轻人正躺在干草堆上，目送着随着马车前行，轮廓越变越淡的苏联哨卡。马蹄声哒哒，那些建筑群越来越小，最后连高耸的东正教教堂穹顶也消失在地平线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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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再见了。他在心中默默地向这一切道别。

    “老乡，”青年探出头来，“我们什么时候到？”

    “快了！”马夫没有回头，只是抽响马鞭，加快了速度。

    清晨时，马车停在了满洲里近郊的一处俄罗斯民居外。赶车的人朝里头吆喝，把青年交给了房屋的主人——一个胖乎乎的俄罗斯妇女，之后便径直赶车走了。女人引着他进屋：原来，这里是苏联的一个秘密联络站，主要的工作就是以侨民的身份作掩护，负责接送这些来往中苏地区的革命者。

    “小伙子，你先休息休息吧，”俄罗斯妇人对风尘仆仆的青年说，“明天一早再出发也不迟。”

    “谢谢您的好意，太太，”年轻人微笑着道谢，“但我不休息了，今天就得走。”

    他一夜未合眼，此时眼下青黑，面带倦容，然而眼神却依旧明亮，坚定，透出一种温和却难以撼动的色彩。

    见他这样，中年妇人无奈地摇摇头，朝里屋喊：“热尼娅——”

    没过一会，从里屋跑出来一个红头发，满头雀斑的俄罗斯小姑娘。她看起来只有十来岁，扎着麻花辫，正是天真顽皮的年纪。

    “好了，老样子，你带这位先生去火车站吧，”妇人从围裙的兜里掏出两个铜元塞给她，“路上不许贪玩，一会回来吃饭。”她朝小女孩说完，又转头把去往哈尔滨的车票交给了伍秀泉。刚才看起来还沉着稳重的青年这时正瞪大了眼睛，惊讶地打量着她们，这让妇人忍不住笑出了声：“别担心，热尼娅是我们这的老交通员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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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将信将疑地跟在小女孩后面，最后，青年发现他确实多虑了。进城后，她老练地带着伍秀泉避开满洲里的东北军哨岗，抄小路畅通无阻的到了中央火车站。他为小瞧了这个小姑娘而感到有些惭愧。

    “谢谢你，热尼娅。”在站台上，他万分诚恳地朝小女孩道谢。

    “不客气，先生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抬起头，眨巴着眼睛问。

    “我叫皮达可夫。”

    “呀！你就是皮达可夫，中国人皮达可夫——”热尼娅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但很快又像小大人一样，板起了脸：“好吧，皮达可夫，有同志托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。”她在自己的兜里翻找，然后捏着什么东西朝他伸出了自己圆圆的小手。

    “什么东西？”他蹲下来，疑惑地望着女孩。

    “你拿着不就知道了！”她拽过伍秀泉的手，把那小东西放在了他的掌心：一颗“伊里奇”牌硬糖，因为时间久，有些化掉了。

    二十三岁的年轻军官看着躺在手心里的糖果，如同六年前，他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时一样，勾出了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。鸣笛和铁轨摩擦的声音远远传来，时间到了。站台上嘈杂起来。他向女孩道别后，一个箭步跳上火车。

    此时此刻，他已经是归心似箭，一分、一秒都不愿意再耽搁了。